从管理体制上看，我国食品安全的监管主体仍然是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监管权力主要是行政公权力，监督体制实质上是以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
无论讨论中国模式，还是讨论当代中国政治秩序，独特之处首先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此，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就具有不同的实质性法治。
由此，党与国家的关系被他理解为即"意识形态"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统治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那么我们对国家的理解就变得更加复杂。不同于这两种宪政模式，中国的宪政国家将马列主义理论的普遍化规范适用于具体的相关情景之中，而这种马列主义理论关注共产党由政治公民构成，而且通过共产党的过滤，公共善（common good）被人们所理解并被适用"立法的碎片化，或者说非体系化倾向，将使得我国不能够为法律学习和法律适用提供和谐统一的立法资源的情形日渐趋于固定。基于此，相关下位法也做出了普适性具体规定。以土地整理权属设置为研究样本，厘清我国土地整理权属设置有否依据宪法之判定、我国土地整理权属设置的宪法依据之界定、宪法依据于我国土地整理权属设置之适用，可以确立宪法依据问题的宪法与立法两个方面之双向度研究范式。
学界就这方面的研究虽通过若干样本的分析而有所涉及，但往往聊聊数语一笔带过，缺乏基于立法学视角的系统、深入探索。其中矿藏、水流是单一国有制。[48] 因此，如果根据上述第二种观点，采取的解释是以条例为根据容许即时强制，有人就可能依据即时强制不是强制执行的形式逻辑提出批评。
因而，本文以下先回顾《反垄断法》中课征金性质的讨论（第二部分），再来整理行政制裁概念（第三部分）和行政强制概念（第四部分）的意义，同时考察包含制裁和强制两大要素的实效性的确保在理论上具有何种意义。而课征金制度是行政上的措施，因而期待其也应明确计算基准。也就是说，在引入某手段时，应根据功能来定性，对于没有实现与性质相应功能的手段，首先应探讨强化其功能的对策。这一结论是从比较法的研究中得出的洞见。
[53] 然而，仍有一些疑问是，在重视法的控制社会功能时，以法院活动为中心能充分分析法的功能吗？在重视行政法的控制社会功能时，以法院的判决和行政厅的行政行为为中心能充分分析法的功能吗？行政法学上展开的从行政行为论到行政的行为形式论[54]的理论，其背景正是在于，有必要注意到行政指导、事实行为、行政立法、行政计划等行政行为以外的行政活动。现在多数教科书采取的立场是，直接强制的根据限定于法律，而即时强制的根据也可以是条例。
如此，没有这种任意性履行时，对维持法律秩序而言，强制地确保履行则是不可或缺的。[41]执行罚或强制金在理论上应属于间接强制，预定其要实现间接地强制履行义务的功能。而行政强制执行包含强制征收、代执行、执行罚和直接强制四个类型，各自的强制具有形形色色的意味。这是由于强制金在性质上不适合省略程序而决定的，因而，在联邦法上就作如此解释，而各邦的法中有些则在条文中予以明示。
如上所述，在德国，行政行为课予的义务原则上通过告诫（《联邦行政执行法》第13条）、强制手段的决定（第14条）的程序形态予以实现。不过，作为目的论解释的技术，法律主义仅限于制定当时的考虑是妥当的。上述说明作为对现状的认识，笔者并无异议。以下同）直接命令的行为，或行政厅根据法律所命令的行为（限于可由他人代替的行为），义务人不履行，而其他手段又难以确保该义务的履行，如果认为放任其不履行明显违反公益时，行政厅可自行或者使第三人作出义务人应当作出的行为，并向义务人征收相应的费用。
因此，在理解即时强制时，首先应参考的是德国法上的定位，[37]这是其概念的渊源。[56]其中，即使当初毫无抵制地引入了法的执行体系和法的执行的理解方法、实效性保障的用词，[57]但对行政法理论而言，理解、消化这种新引进的视点，尚需时间和精力。
同《行政法Ⅰ》，有斐阁2009年版，第17页。[44] 另外，民事法中的代替执行和行政法上的代执行源于同一概念，但有必要注意的是，直接强制和间接强制的作用分担是不同的，亦即，民事执行中所说的代替执行除了可替代性作为义务外，对于不作为义务，其形态是请求法院消除债务人行为的结果，或者为将来而作出适当的处分（《民法》第414条第3款）。
[25] 从以上分析来看，有两点有须予以留意。执行罚在日本战后经改革整理，现行法上几乎看不到了，但在德国却是作为一般法而予以承认的，而且近期还正在试图灵活运用。* 反垄断法上的课征金，是一种行政措施，指国家征收卡特尔企业的经济利益，而不放任违法者保持该所得，以确保社会公正，同时抑制违法行为，确保禁止卡特尔规定的实效性。这时，行政上的秩序罚也似乎变成了间接地强制。因而，为了确保履行义务而设计公告制度，要有法律的根据，应当完善直接利害关系人在公告前提出意见的事前程序。《宝塚市关于老虎机店等和爱情旅馆的建筑规制的条例》第12条：建筑主等未经第4条第1款或第9条第1款的同意……准备建设建筑，或在建筑后，市长可命令建筑主等……中止该建筑工程，或者命令其应当在一定延缓期限里采取变更该建筑工程、恢复原状、拆除以及其他必要的措施。
狭义的强制执行有两个阶段，其一是课予义务的行为，其二，实现义务的行为。[⑩] 盐野宏《行政法Ⅰ》（有斐阁2009年第5版，第227页注（4））指出辨别以制裁为目的的制度与具有制裁效果的抑制性制度，从整体上整理确保行政法实效性的制度，也是有意义的，对大桥洋一《行政法》（有斐阁2004年第2版，第245页）的整理方法作出了评价。
摘要和关键词系译者所加。另参见拙文：《三阶段构造模式（三段階構造モデル）》（行政法入门 27），载于《自治实务席明纳》第46卷第9号（2007年），第3页。
笔者依据其研究，撰写了一篇小论文。首先，在德国，行政强制执行采用了二元构成，即实现金钱给付义务的强制执行和实现除此之外的作为、容忍和不作为义务的强制执行。
如此，也能允许这些制裁的一部分作为行政制裁而非刑罚来科处。[③] 更为一般地从民事法和刑事法的界限说行政法的存在意义，其先驱性研究是阿部泰隆：《行政的法体系（行政の法システム）（上）》，有斐阁1992年版。宇贺教授认为，该法的课征金是为了剥夺利益，因而应当是固定的（参见宇贺克也，前揭书，第246页）。对其一并解说，参见樱井敬子：《课征金（課徴金）》，载于《自治实务席明纳（自治実務セミナー）》第44卷第11号，第12页（2005年）。
如果不允许并处行政制裁和刑罚，那不是因为分成两次科处，而是因为会在整体上失去均衡。[59] 盐野宏，前揭书，第245-246页。
[25] 尤其是从广义上来把握行政制裁，他将撤销许可认可等也包括在内。在功能层面上整理多个制度构造的构思，比较具有相同功能者、意识到其相互关系的构思，从制度设计的观点来看是重要的。
尤其是说间接强制履行义务，从功能上理解强制的概念时，就不能不产生其范围模糊不清的问题。[46] 樱井敬子、桥本博之（《行政法》，有斐阁2009年第2版，第183页）有以下说明：有时将公布不履行义务者的姓名（个人姓名或企业名称）、住所等予以制度化，促使履行义务……公告具有提供信息的意味，同时也有促使被公告者履行义务的功能。
因而，一个重要的视角是，各种实现目标的手段具有何种程度的实效性。例如，在田中二郎博士的教科书中，行政强制的概念是行政强制执行和行政即时强制的上位概念，而与行政罚相对应。从第39条后段推导出不得并处制裁性的课征金和刑罚的命题是极为勉强的。[?] 该问题并不是新设定的，在1977年引入课征金之际、1991年强化之际，就用课征金是剥夺利益而非制裁的逻辑加以正当化，这已埋下伏笔。
而刑罚权的实体性制约原理，应诉诸宪法第13条中所包含的罪刑均衡原则。根据通常的理解，行政刑罚是严厉的制裁，一定是作为对普通市民具有强制功能而设计的制度。
五、结语 如上所述，本文不是要给以前的研究添加特别新颖的内容，而仅限于显示一点从奥地利法的研究中得到的启示，真的只不过是基础性作业。[49] （四）广义的强制执行 从广义上理解强制执行，即时强制也是强制执行的一种。
[56] 参照领域理论是德国施密特·阿斯曼教授等所说的。——译者注 [29] 拙著：《技术基准与行政程序》，第99页。